王永平蠢材論

進一步發展問責制「出閘脫腳」

By 王永平

　　二月二十日，行政長官曾蔭權宣布委任第一批共八位副局長，並強調這是「發展問責制的一個重要里程」。他說：「這批副局長會協助各局長，落實我的治港藍圖和施政綱領，使到政治班子更好地為香港市場服務。」

　　讓我們首先回顧實施問責制的主要原因。香港於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後，新成立的特區政府面對一連串的內部管治問題，例如新機場啟用時的混亂和處理禽流感時的錯失。當時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最初拒絕為機場失誤承擔個人責任，被一向親政府的報章批評。要求政府高級官員，特別是主要官員，就有關的政府政策及決定問責，成為一項新的迫切政治問題。特區政府面對的信心危機是如何向市民履行「港人治港」的承諾，避免這金句變成「無人負責」的空話。

集體負責制成為陳迹

　　在這樣的環境下，公共房屋的短樁醜聞便引致當時房委會主席王䓪鳴的呈辭。同時，大多數立法會議員及市民大眾要求房屋署署長苗學禮問責辭職。這件事成為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草，「集體負責」的原則，化作歷史陳迹。

　　民望不高的董特首在第二任期開始時推行的問責制，便成為少有被市民接受的政策。其實問責制就是部長制。部長不是公務員。全世界的部長都要效忠政府及最高領導，例如總統、首相或特首。有需要時，他們要主動下台，而是否下台，視乎當時的民情及政府和最高領導是否承受風險、抗衡民意。部長下台原因純屬政治事件，包括個人德行，毋須通過什麼有規有矩的紀律程序。

　　在問責制下，政治委任的主要官員辦事不一定比專業及有經驗的公務員能幹。前者須具備的條件是對特首絕對忠誠、在立法會內取得支持政府的票數及得到市民支持或「受落」。公務員要聽命主要官員，是政治現實（但同樣重要的原則，是保障公務員的政治中立。這是題外話，將來有機會再詳談）。

　　「問責」二字，成為推銷新制的開門密語，獲得立法會及市民的支持。現在如果你問一般市民問責制如何改善政府管治，你不會得到清晰的答案。但是屢次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大眾接受問責制，這是什麼原因呢？

因「失敗」而「成功」

　　我認為原因充滿諷刺。問責制的「成功」，建基於數位問責官員的「失敗」。梁錦松因宣讀財政預算案前買車，損害個人誠信、黯然下台。

　　楊永強處理「沙士」時失言，引起公憤而主動呈辭。葉劉淑儀說她在五十萬市民上街抗議二十三條立法前已萌去意，這是有紀錄的事實，但她推行二十三條立法遇到的極大回響，是否已埋下她離開的種子？假如她沒有決定離開政府，五十萬人上街後，她還可以繼續當保安局局長嗎？

　　當特區政府草擬問責制的安排時，政務官，包括已當上了司、局長的主要官員，是一如既往的專業，但不能說對這項新政策充滿熱誠。陳方安生不喜歡問責制，是公開的機密。她在問責制實施前離開政府。我當時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認同政治委任的部長制是不可逆轉的發展，所以我致力制定保障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具體安排。我當時已認為問責制一旦實施，便不會原地踏步。像一般的政治體制，問責制會繼續發展及膨脹。

　　曾蔭權當上特首，便把發展問責制作為他五年任期內的一項主要政策。同時，為了確保政治委任的官員對他絕對效忠，他緊握委任所有副局長及政治助理的權力，儘管後者根本不會與他在日常工作上有任何接觸。

加強政治能量更有效施政

　　進一步發展問責制的理據，可以在政府發給立法會及市民的文件中找到。我不打算在這裏覆述的主要原因，是我認同政府有需要加強政治能量，應付立法會、傳媒及市民大眾，令施政更有效。因此，不少有傳媒背景的人士獲委任為副局長或政治助理，是意料中事。

　　令我震驚的是政府初期企圖把國籍事件，淡化為個別傳媒炒作的小事。當有關的主要官員相繼把這明顯的疏忽解說為保障私隱和符合或不違反《基本法》的條款時，我簡直難以置信！

　　想起克林頓在一九九二年競選美國總統，最終擊敗老布殊時，用的口號是：「這是經濟問題，蠢才！」我幾乎想喊：「這是政治問題，蠢才！」　　

行政長官宣布委任八位副局長時，讚揚這批副局長「有抱負、有魄力、有熱誠」，並說「他們會加強整個政治團隊的實力和施政能量」。秉承「我會做好呢份工」的承諾，曾特首能否說服他的兩位「老闆」，即中央政府及香港市民，特區政府的第二梯隊治港人才，不會因為擁有外國國籍便失去他們的抱負和熱誠？世事無絕對。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或者中央政府可以選擇把外國護照看成旅遊文件？

　　但比較保險的做法是補救錯漏，說服有關的副局長放棄外國國籍，讓他們明白，這是服務香港市民的小小代價。

　　執筆至此，看到蘇錦樑副局長宣布放棄加拿大國籍的新聞，這是意料中事，因為我不相信他會選擇退出民建聯或堅持撑下去，無視快到的立法會選舉。其他擁有外國國籍或居留權的副局長已經沒有選擇，結局已經寫在牆上。他們愈早宣布唯一的決定，對政府及其他副局長愈好。

玩政治不能「又食又拎」

　　政府可以繼續堅持按《基本法》的條款或空子辦事，不同意副局長獲委任時須放棄外國國籍，但我相信充滿政治本能的曾特首不會讓國籍爭議再次出現。時間會證明我是否說錯。

　　國籍事件適時地提醒新一代的「政治人才」，政治不是一個規例分明、友誼第一的遊戲。不要埋怨政府口惠實不至，或其他人、特別是傳媒不講理。說得俗些，玩政治，豈能「又食又拎」！

　　事實上，在政治險途上，放棄外國護照可能是副局長最容易做到的事。你要做的，是百分之一百的政治工作。你要贏取政府內外的尊重，就要顯示你的高度政治敏感和能力；曾特首沒有跟你說過嗎？

　　我仍然對曾特首的政治智慧和拆彈能力有信心，他不會容許這件事影響他的民望。但恕我在題目內用了一句所有熱愛跑馬的香港人都懂的術語。「出閘脫腳」的馬匹不一定落敗，但騎師及馬匹要加倍努力了。希望政府和副局長政治進步。

　　前特區政府問責局長、現任中文大學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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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局長不是公務員，蠢材！
Aug 1, 2008
信報 「大班人語」
鄭經翰

我在本欄撰文「『王永平蠢材論』之風不可長」，批評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退休後以時事評論員自居，議論時政，卻忘記了自己曾經是問責高官的身份，相當於政府內閣成員，對政府施政尤其是他全權負責制定的政策，都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責任，因此有角色和利益衝突。如果王永平要繼續議政，一定要變身從政，接受民主洗禮，退而求其次，也要洗心革面，自我批判，否則無法站在道德高地，其言論的公信力亦會大打折扣。

我是在盧維思就政府裁定他處理維港巨星匯時失職尋求司法覆核判案後，才撰文批評王永平，因為作為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正是當日全權負責公務員紀律聆訊的當事人。而且，法官夏文正明確點名批評王永平更改口供，企圖為他在紀律聆訊中不准盧維思委派法律代表一事自圓其說，涉及誠信問題，可是剃人頭者的王永平在接受記者查詢時，卻以一句「問心無愧」了事，明顯是迴避問題和責任。這個例子充分說明，王永平「有口話人，無口話自己」，如果繼續以前任內閣成員身份議論時政，尤其是批評政府，根本無法站在道德高地，令人難以信服。

王永平不敢直接回應我的批評，卻抬出「言論自由」的擋箭牌為自己辯護，又指我是「當權者朋友」，「批評他『食政府長糧，不應講咁多』的說法，是一種思想混亂的論調」。

王永平明顯是迴避了問題的本質，因為作為兩朝的「內閣成員」，他一定要為政府的所作所為和自己的言行負責，那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何況以「公共知識份子」自許的王永平不是公務員，與一般退休公務員的情況不同，而放眼世界，除了王永平以外，恐怕全球也沒有一個前任內閣成員、食政府長糧的「公共知識份子」，所以「言論自由」不是王永平的護身符。

再者，我是否「當權者朋友」的身份與我對他的批評是否正確無關，這種因人廢言的態度才是真的限制言論自由。

說開言論自由，實在不能不翻舊賬，說明王永平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

記得一九九八年我在亞洲電視主持一個名為《港是港非》的節目時，曾經邀請他就失業率高企問題接受訪問，他以塞車為由拒絕。我當時批評他身為高官，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民間疾苦，不知道塞車可以改搭地鐵。王永平竟然老羞成怒，揚言要告我誹謗，事後亞視被迫道歉，我卻破天荒在節目中公開表示亞視道歉不代表我道歉。正是此一時、彼一時，王永平對言論自由的態度，不問可知。

王永平不明確交待自己的身份，卻在出席港台節目《政壇新秀訓練班》時斷章取義地回應我的批評，面對不明內裡的青年人，實有誤人子弟之嫌，因此不能不公開反駁，以正視聽。

王永平不是公務員，因為他在董建華委任他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期間，已放棄了這個身份。箇中原因，且讓我細說從頭。

在高官問責制實行後，公務員系統連番備受重大衝擊，士氣低落，作為專責公務員事務的問責高官，王永平必須為敗壞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優良傳統負上決定性的責任。當年我已經撰文點名批評王永平，認為他身份不明、角色衝突，時而是公務員之首，時而是問責局局長，以致說話前後矛盾不一，反覆無常，甚至自打嘴巴．教人根本不知道他究竟是站在公務員還是管治班子立場說話，可謂嚴重失職，敷衍失責。最嚴重的是，王永平未能積極安撫下屬、穩定公務員隊伍之餘，反因在有關問題上含糊其詞，甚至曲解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之原意，令部分心存大慾積極部署伺機上位的首長級公務員有機可乘，以公務員身份政治報效，結果搞出二十三條立法一類的大禍。諷刺的是，原先為了確保按照基本法保障公務員的權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職必定要由公務員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任內如覺政策有違原則，可隨時重返公務員隊伍。可是，在政策出現進退失據時，王永平不但沒有堅持原則請辭，反而選擇退休，脫離公務員隊伍，既拿取豐厚的退休金，復繼續出任問責局長，如此「又食又拎」，對照他今日批評副局長和政治助理，不是百步笑五十步嗎？

再說，王永平今天批評政治任命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缺乏規章制度，予人任人唯親之嫌，並舉退休警務高官「翻閹」為實例。可是，二零零六年底王永平被政治任命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時，還不是一樣不經公開招聘、無規無矩便任用經已退休的新聞處高官潘樹泰為其新聞秘書，那又算不算是律人之嚴、待己以寬、任人唯親及雙重標準呢？

其實，作為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王永平全權處理廣播事務，港台管理失當、賬目混亂、士氣失落、前途不明等等弊病，他都要直接負上責任。正如他自己當年批評公務員因為減薪而叫嚷上街抗議時說，「入了熱廚房，要抵得熱」，他如果在任內不滿特首的決策，便不能抱怨廚房熱，因為嫌熱大可辭職不幹，走出廚房。

因此，王永平周三又為文就特首和高官變身消息人士涉及公眾利益問題大發議論，不管說得是否有理，也令人啞然失笑，難道昔日身為政策局長的王永平，從沒有以消息人士身份向傳媒放過風嗎？其身不正，其言不行，「平心論政」的王永平，過去不是一樣迴避問責嗎？

說到底，人人都有言論自由。但王永平是兩朝政治問責高官，根本就是內閣成員，對於政府的決策及所作所為，尤其是他一手負責制定的政策，他都要絕對負上責任，有份承擔。今天他退下政治舞台，當然可以自由發表政見，月旦時事，但首先應該反躬自問，清楚交待自己任內的政治責任，總不能將一切推賴在廚房太熱身上，否則便難免予人失意高官怨氣沖天、批評旨在洩忿的印象。套用王永平的用語 — 問責局長不是公務員，蠢材！

後記：此文見報後，相信又會在信報論壇引起熱烈討論，因為自我不提名李永達競選特首被民主黨扣上「煲呔針」的帽子後，自此不少人都因人廢言，對我集體人格謀殺 (Character Assassination) ，本人一言一行，不分青紅皂白，一律以陰謀論視之。但我深信真理愈辯愈明的道理，以及《信報》讀者的素質，因此不怕在此擺下龍門陣，歡迎各方人馬公開批鬥，在《信報》網上盡列我作為「煲呔針」或「當權者朋友」的罪狀，好讓真相大白，也教我這個行將重操故業的傳媒工作者知所警惕。